儒易养生度假
儒易养生度假
儒易养生度假
刚刚送走了农家学派，孟子又迎来墨家人物的挑战。
墨家的影响力远高于农家，甚至在战国时期，墨家已经成为比儒家更为主流的显学。孟子说过，“天下之言，不归杨，则归墨。”
有一位墨家学者名叫夷之，想通过孟子的弟子徐辟引荐，求见孟子。孟子称病，说，“病愈，我且往见，夷子不来。”等我病好了去找他，让他先别来了。
很明显这是一种托词。孟子实在不想与他们争论。朱子说：
“孟子虽以辟邪说为己任，然不过讲明其说，传之当世，使闻者有以发悟于心而自得之耳，固不轻接其人，交口竞辩，以屈吾道之尊也。”
孟子虽然善辩，但并非好辩。除非对方辩手堵上门来，真诚地请求切磋，孟子不得已才会应战。在诸子百家中，孟子当时的主要辩论对手就是墨家。有学者认为，在《孟子》中与孟子辩论最多最激烈的告子，便是墨家弟子。
有趣的是，墨家弟子中来跟孟子切磋的人，多是口称墨学而实不奉行的学者。本文要说的夷之，也是如此。
墨家主张薄葬，夷子却厚葬其亲
过了几天，夷之又找徐辟，还是想见孟子，看来他还是很有诚意的。
孟子对徐辟说：“你告诉夷子，现在我可以见他。但是，我先把话说在头里，我这个人说话很直，会直接纠正他的问题。如果不直，就不能见道了。”
虽然口头上说可以见，其实仍然不想见。孟子只是先抛出一个话题，看夷之会不会知难而退。
孟子接着说，我听说夷子信仰墨家学说，墨家主张薄葬，夷子希望用这个原则可以改变天下的风俗。他大概觉得，如果不薄葬，就不算高贵吧。可是，夷子把自己父母的葬礼举办得却很隆重。这是对双亲的歧视吗？
看来孟子对夷之十分了解，已先知道他自相矛盾的地方。那么，夷之身为墨家学者，为何不遵行其师薄葬之说呢？
庆源辅氏说：
“夷子虽师墨氏之教，至于葬亲之时，天理自然发动，有不得如其师之说者，故不用其制，而凡事从厚也。此于人情固宜有之，故孟子因举此一事以诘之。”
真到了父母去世之时，良知发动，自有不能已者。顾不得墨家老师的教诲，必尽心力厚葬方得心安。这是非常自然的人情表达。所以，孟子特意就此事诘问夷之，让他自己体会内心的良知，领悟出墨家学说的局限。
这里所谓厚葬，是相对于薄葬而言，并非“大葬”。儒家主张，“葬之以礼”。“儒易心经”之前曾写过一篇文章，专门讨论了儒家的“礼葬”。孔子说，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
儒家礼乐以“合乎天理，顺乎人情”为原则，是中庸之道。所谓“破家厚葬”，为了葬父母导致破产，这完全违背了儒家礼乐的精神。
世俗之人好虚荣，富贵者彰显富贵，僭越礼制以更高规格举行葬礼。有的甚至完全不顾礼制，竞相大讲排场，从而在社会上带动了奢侈之风。普通人也为了面子而跟风厚葬，可能使得一些原本家贫的人，为了举办葬礼而举债破产。
“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”如果有百姓穷得连葬礼都办不起，这是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水平问题，恰恰表明他们没有践行儒家的王道思想。因统治阶级违背儒家而造成的社会问题，为何还要怪罪到儒家头上呢？
至于有人一定坚持薄葬，哪怕经济条件允许，也要以非常简陋的丧葬方式送走父母，儒家对此的态度是：汝安则为之。
为人处世凭良心，只要良心上过得去，就可以心安理得去做。而夷之在安葬自己的父母时，如果按照墨家的主张进行薄葬，他的良心过不去，他只好遵从良心的指引了。
儒墨两派根本差异：爱有差等还是无差等？
徐辟把孟子的话转告夷之。夷之的内心受到震撼，有如翻江倒海。既羞愧，又不甘。他搜索枯肠，打算为自己的矛盾言行辩解。
他向徐辟，也是向孟子说：
“儒者之道，古之人‘若保赤子’，此言何谓也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，施由亲始。”
你们儒家不是说仁爱他人，犹如爱护刚出生的孩子一样吗？这跟我们墨家说的兼爱有什么分别呢？所以我认为，“爱无差等，施由亲始。”
这句话指出了儒家与墨家在思想上的一个根本对立点——爱有没有差等。所谓差等，就是有远近亲疏的差别。
“若保赤子”，出自《尚书·周书·康诰篇》。原意是“以保子之心保善”，百姓违法，便如无知之赤子落井，本应施救，不应以惩罚为目的。
夷之错误理解为“爱他人之子如爱我之赤子”，这很像墨子的“爱无差等”之说嘛。于是，他想引用儒家的典籍为自己站台。
儒家认为爱有差等，施由亲始。人与人之间的爱，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呈现出爱之程度的差异。对父母爱得最深，其次是兄弟姐妹，再次是亲戚、朋友，之后依次是同族、同乡、同国、同类，继续向外推的话，还有动物、植物和矿物。
这便是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儒家认为人人都有一颗仁爱之心，在施爱的具体实践中自然表现出亲疏次第。儒家所说的爱，是活泼泼的爱，具有社会人伦生活的具体性和实践性。它合乎人性，也顺应人情。
墨家主张兼爱，认为爱无差等。这是一种伟大无私的爱，对所有的人与物都一视同仁，没有远近亲疏的差别。爱别人的父母与爱自己的父母，程度是一样的。爱别人的孩子与爱自己的孩子，程度是一样的。甚至爱人类与爱动物，程度是一样的。
这种爱，大概相当于后来的“大公无私”，“博爱”。虽然美好，但显然不具有实践性。这是一种空洞、抽象的爱，或者说是纯理性的爱。它违背了人性和人情，只能当作口号罢了。
从两个学派对“爱”的认知，可以体会其思维模式的差异。按照现代独立学者王东岳先生的观点，儒家始终着眼于社会，带着温情解决现实问题。墨家则是超越现实，脱离社会，出现了纯粹的理性和逻辑思维。如果说儒家更倾向于社会学，墨家则倾向于科学。
对于儒墨两家在爱之差等上的争论，有好事者举出一例“千古难题”加以类比。如果妈妈和妻子同时落水，先救哪个？按照墨家的观点，救哪个都一样。按照儒家的观点，恐怕要先救妈妈。
当然，生活中真正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微乎其微。当危险突然降临，人往往是来不及思考，他的良知一定会先于逻辑思维运作的。
夷之又言施由亲始，则是自相矛盾
如果说爱无差等，便谈不上“施由亲始”了，从谁开始不一样呢？在夷之之前，墨家并未明确提出“施由亲始”这一概念。
新安陈氏认为，夷之说“施由亲始”一句，仿佛窃取儒家“立爱自亲始”之意，是推墨氏而依附于儒家也。其目的是为自己身为墨者却厚葬其亲找借口，皆所谓遁辞也。
墨子主张爱无差等，其大本已失。夷之又言施由亲始，则是自相矛盾了。嘴上说的是无原则、无差别的抽象的爱，实际给出的却是有差别有亲疏的具体的爱。似乎他的爱有两个来源，所以孟子斥之为“二本”。
所谓“二本”，犹如人有两个父亲一样，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。“天地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。”一个人只有一个父亲，只有一个姓氏。
朱子曰：
“人之有爱，本由亲立，推而及物，自有等级。今夷子先以爱无差等，而施之则由亲始，此夷子所以二本也。”“事他人之亲，如己之亲，则是两个一样重了，如一木有两根也。”“爱无差等，何止二本，盖千万本也。”
翻译成世俗语言，就太难听了。爱无差等的话，岂不是有千万个父亲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人只有一本，便是自己的父母。人的仁爱之心，也只有一个起点，便是自己的父母。所以有子说，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？”
夷之之所以厚葬他的父母，皆来源于这个“仁之本”。世人之所以重视葬礼，同样是来源于这个“仁之本”。
上古时期，礼制未备。有的人还不懂得把死去的亲人埋葬起来，只是把父母的遗体抬到山沟里就不管了。虽说不管了，但心里会有所不安。
过段时间再经过那个山沟，他不自觉地望向自己的父母，发现有野兽在啃食着遗体，蚊虫也在叮咬着遗体。这个人看不下去了，心中非常不忍，脑门儿上直冒汗。于是，他回家拿来锄头，把父母的遗体掩埋了。
这便是葬礼的雏形。后来，人们发现掩埋起来仍然可能有野兽刨挖，而且土壤之中也有虫蚁侵食。孝子之心又有不安，便逐渐发明了棺椁来保护父母的遗体。
直到文明时代，制定了完备的丧葬礼仪，其目的，都是为了让人心安。其情感的源头，都是是一个本源。
写在最后
徐辟将孟子的话转告夷之。夷之茫然良久，沉思良久，最后缓缓抬起头对徐辟说：“命之矣。”意思是说，夷之我受教了，明白了。
云峰胡氏曰：
“许行与民并耕之说，是欲以其君下同于庶民。墨子兼爱之说，是欲以其亲泛同于众人，皆非圣人之道，而自为一端。”
一端者，异端也。孟子毫不客气地指责农家、墨家以及杨朱学派为异端之学。
然而，彼时之所谓异端，大概与现代人理解的异端之含义不同。现代人可能认为异端就是邪恶的思想，必须铲除。
古人口中的异端，实为一端，也就是一部分。如果将道看作一个整体，儒家的中庸之道便是合于道而没有偏斜遗漏的。而农、墨、杨等诸子的思想，只侧重道的一部分，只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有其合理性。
比如墨家说的爱无差等，如果从天地的角度来讲，则是正确的。书曰，天地无亲，惟德是辅。儒家修“仁”，追求天人合一，在心性修养的境界上与天地同流，则意味着最高境界的“仁”，与天地一样博爱着万物，没有差等。
圣人便是达至“天人合一”境界的人，他的仁爱之心未发之时，便如天地般无差等。这便相当于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”，属于内在的境界。
但是，内在境界一旦发出来，便有了差等，与普通人一样，必然呈现为有次第有亲疏的面貌。这便相当于“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，属于外在的表现。
“发乎情，而止乎礼”者，其斯之谓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