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来了育儿古代的这本奇书竟然能管得住皇
文/宋伟哲
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博大精深，诞生了多种法律形式，如律、令、科、比、格、式、诏等。除了这些由国家制定和实施的硬法之外，中国古代还存在大量的家规族约、行业条规等软法。硬法施行于天下所有臣民，故有“王子犯法与民同罪”之谚，而软法则一般仅对特定的群体有效。无论硬法与软法，似乎只有皇帝不受任何法律约束，这也符合一般人对专制王朝的认知。可是有一种特殊的法律，就算皇帝也必须谨慎遵循，这就是皇家祖训。依法理而言，皇家祖训是家规族约的一种，当属软法无疑。可是它所规制的对象主要为皇帝，内容大多关乎国家大政方针，有着超越皇权的实施保障，效力远高于一般的硬法，可谓软硬兼具之法。在众多皇家规训中，康熙皇帝的《庭训格言》别具一格。
奇书由来自从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正统思想，绵延两千多年。儒家所提倡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之道，也被历代王朝所尊崇。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，家是沟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桥梁，是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纽带，是“修、治、平”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。因此，古人非常重视治家，皇家尤为甚焉。
古代的许多皇帝，特别是开国之君，往往会留下许多“祖训”“祖宗家法”，用来训导后世子孙和臣民。比如宋太祖赵匡胤的“太祖誓碑”，明太祖朱元璋的《皇明祖训》，就是如此。不过站在今人的视角审视历史上的皇家祖训，其内容大多与政治相关，距离普通民众的生活太过遥远。再加之许多皇家规训言辞深奥，庄严肃穆，与国家法律无异，反不如民间规训那样通俗亲切，很难吸引现代人的目光。
清军入关后，模仿中原王朝建立起了一系列典章制度，其中就包括了为本朝已故皇帝编纂实录的制度。在编纂实录的同时，清廷还会为已故的皇帝编纂一部《圣训》，大致就是模仿《贞观政要》等政要体史书，分门别类地记载已故帝王的言行事迹，作为家训来教导后继之君。根据清朝定制，皇帝每天都要学习前朝《实录》《圣训》，从中汲取营养，用来修身治国。
雍正皇帝即位之后，对其父康熙帝尊崇备至。到了晚年，更加敬佩和追思。此时，清廷编纂康熙朝《实录》《圣训》的工作已近完工。六十一年的历史，可谓鸿篇巨制，巨细靡遗。用雍正自己的话讲，“矞矞皇皇，盛矣大矣”。面对这些成果，雍正帝仍感遗憾。他动情地说：“朕曩者偕诸昆弟，侍奉宫廷，亲承色笑。每当视膳问安之暇，天颜怡悦，倍切恩勤，提命谆详，巨细悉举。其大者如对越天祖之精诚，侍养两宫之纯孝，主敬存诚之奥义，任人敷政之宏猷，慎刑重谷之深仁，行师治河之上略，图书经史礼乐文章之渊博，天象地舆历律步算之精深，以及治内治外、养性养身、射御方药、诸家百氏之论说，莫不随时示训。遇事立言，字字切于身心，语语垂为模范……朕四十年来，袛聆默识，夙夜凛遵，仰荷缵承，益图继述。追思畴昔天伦之乐，缅怀叮咛告诫之言，即历历在心，尚洋洋其盈耳。”由此可见，康熙帝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对孩子们的教导。这时的他，不再是威严高贵的皇帝，仿佛一位寻常人家的父亲。口中的话，皆是望子平安、成才的肺腑之言。
想到这里，雍正帝召集诚亲王允祉等兄弟们，共同回忆当年父皇的教导，把这些话记录下来，最终会萃成编，名曰《庭训格言》。这里的“庭训”，借用了《论语·季氏》篇中孔子庭中训导儿子孔鲤的典故。众所周知，《论语》也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们追述先贤言行之作，从这个角度讲，《庭训格言》之成书与《论语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康熙帝与孩子们几十年来的谈话何止千万，多年之后，孩子们已不能回忆完全。这部书只是记载了二百四十六则康熙帝语录，雍正帝感到十分惭愧，自责道：“以今所记，揆昔所闻，仅存什一于千百，阙略甚多，实深愧悚。”尽管如此，雍正帝仍然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，“然而是编也，文辞精要，意旨深长，苟能引申而扩充之，则片言能含众义，只字可括千言。虽卷帙简约，而格致诚正，修齐治平之道，罔弗兼该。”
肺腑之言与皇帝实录只是藏之秘府，仅供皇帝阅览不同，《庭训格言》是向天下公开出版。从此神秘莫测的宫廷生活，寻常百姓也能管窥一二，了解皇家的教子育儿之道。乾隆年间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将此书全文收录，并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指出，“皆《实录》《圣训》所未及载者。”也就是说，这部书还有独特的史料价值。《庭训格言》语言朴实，情真意切，是一部“小生活大道理”之作，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，也能听懂其中的道理。故而问世之后，受到了广泛好评。治家有方的晚清名臣曾国藩，就极为看重《庭训格言》的价值。他教育儿子们，“书不在多，但以圣祖之《庭训格言》为教，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。”
《庭训格言》虽然内容丰富，但毕竟仍是一部家训，因此修身齐家之道占据了书中的很大篇幅。康熙帝极好读书，经常为孩子们传授自己的读书之道。他曾对孩子们说：“朕八岁登极，即知黾勉学问……及至十七八，更笃于学，逐日未理事前，五更即起诵读；日暮理事稍暇，复讲论琢磨。竟至过劳，痰中带血，亦未少辍”，以此来勉励皇子们勤勉学习。在康熙帝的身体力行之下，勤奋读书成为清朝皇家的一道森严家法。乾隆朝大学者赵翼在军机处值班时，就曾亲眼目睹这一景象，他感慨道，“本朝家法之严，即皇子读书一事，已迥绝千古。余内值时，届早班之期，率以五鼓入，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，惟内府苏拉数人往来。黑暗中残睡未醒，时复倚柱假寐，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，则皇子进书房也。吾辈穷措大，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，而天家全玉之体，乃日日如是。”
康熙帝热爱西学，当时西方先进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，他都有所涉猎，并且成绩斐然。周围的人都佩服康熙帝的成就，可他却向孩子们道出了其中辛酸，“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，却不知我学算之故。朕幼时，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，互相参劾，几至大辟。杨光先、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，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。朕思己不能知，焉能断人之是非，因自愤而学焉。今凡入算之法，累辑成书，条分缕析，后之学此者视此甚易，谁知朕当日苦心研究之难也。”凡热爱读书之人，大多会面临理论与实践这道千古难题。对此，康熙帝也向孩子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，“道理之载于典籍者，一定而有限，而天下事千变万化，其端无穷。故世之苦读书者，往往遇事有执泥处，而经历世故多者，又每逐事圆融而无定见。此皆一偏之见。朕则谓当读书时，须要体认世务；而应事时，又当据书理而审其事。宜如此，方免二者之弊。”
孝治天下是历代王朝的立国之本，康熙皇帝对孝道的理解也十分英明。他对孩子们说道：“凡人尽孝道，欲得父母之欢心者，不在衣食之奉养也。惟持善心，行合道理，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，其可谓真孝者矣。”当然，父慈方能子孝。从《庭训格言》中，经常能看出作为父亲的康熙帝对子女的关爱之情，倾尽所有地向孩子们传授自己的生存之道，祈盼他们平安健康。比如他曾告诫子女，“大雨雷霆之际，决毋立于大树下。”“出外行走，驻营之处最为紧要，若夏秋间雨水可虑，必觅高原，凡近河湾及洼下之地断不可住。冬春则火荒可虑，但觅草稀背风处，若不得已而遇草深之处，必于营外周围将草刈除，然后可住。”“我等时居塞外，常饮河水。然平时不妨，但夏日山水初发，深当戒慎。此时饮之，易生疾病。必得大雨一二次后，山中诸物尽被涤荡，然后洁清可饮。”
当然作为一国之君，康熙帝少不了向孩子们传授治国安邦之道。比如在立法与执法的问题上，康熙帝告诫孩子们要以身垂范，法律方能落到实处。他曾以自己戒烟举例道，“如朕为人上者，欲法令之行，惟身先之，而人自从。即如吃烟一节，虽不甚关系，然火烛之起多由此，故朕时时禁止。然朕非不会吃烟，幼时在养母家，颇善于吃烟。今禁人而己用之，将何以服之？因而永不用也。”古人常讲“为君难”，康熙帝对此亦感慨万千，有时候也会向孩子们诉苦。今天的人们恐怕很难想象，处理过无数棘手军国大政的康熙帝，最令他痛苦的政务竟然是处理司法案件，特别是审理死刑案件。他说，“世间事甚不如意者，莫过于决断秋审一事。夫杀人之人，理应偿命，但为人君者，于杀人之事，必以哀矜之心处之。故朕每理秋审之事，无一不竭尽心力而详审之也。”当然，对于一般司法案件，康熙帝也是一丝不苟，甚至卷宗中的文字、翻译错误，都要一一亲自改正，《庭训格言》中对此有详尽叙述。法律与道德是法学研究与实践中永恒的课题，缺少道德滋润的法治不可能取得成功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结晶的《庭训格言》，对于今天的软法之治仍有很高的镜鉴价值。案头放置一本，常读常新，回味无穷。